瓷器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兴起、昌盛、失传、恢复，以及再次兴盛的过程。能代表中华瓷器文化的定瓷，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下得以恢复烧制工艺的。“中国定窑第一人”陈文增先生，是通过近四十年的努力，让融合中国文化的中华定瓷重新站在世界舞台上的陶瓷艺术大师。
百年定瓷，兴衰历史
陈文增介绍，定瓷具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三大特点。历史记载，定窑创烧于唐代，但根据新出土文物以及相关材料证明，定窑的烧制时间可能更靠前。北宋是定窑的辉煌期也是重要发展时期，之后由于战争，民不聊生，定窑文化发展开始衰落。
到了金代，经过北方移民的传承，定窑出现了历史上第二个辉煌时期。从唐代到定窑失传，再到定窑消失大概经历了六七百年的跌宕起伏。定窑之所以在北宋时期达到鼎盛，主要原因是它属于官窑，当时定窑发展的规模大，老百姓也开始建窑生产。陈文增研究发现，北宋是定窑官窑、民窑同步发展的时期，当时定州的很多定窑瓷器不仅走向了皇宫，也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陈文增还认为，宋代定窑除了艺术陶瓷外，大部分都是生活用瓷，这是定窑生产品种的基本特点。他认为定窑在历史上有三个之，第一是规模大，从业人员众多；第二是为国库创作了丰盈的利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三是在历史上生产时间长，整整经历了六七百年的时间。
文化魅力，引领定窑恢复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号召恢复定瓷烧制，传承瓷器文化。于1978年走进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的陈文增先生，也是从那时开始与定窑结下了绵绵情缘。他回忆说，自幼爱好书法的他到厂第一年，写了三个月的字，后来进入定瓷实验组，并承担造型和装饰艺术工作。
在恢复定窑烧制过程中，陈文增遇到的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国家不再给厂里提供资金支持，需要工厂独立生产、销售产品，自己开发市场以创造效益。这让他深刻感受到市场经济是无形的，于是他和现在公司的执行总经理蔺占献承包了这一项目，虽然依附当时厂里的技术和设备，但都只是小打小闹，只是找到定窑烧制技术的一个小起步。
但陈文增没有退缩，更没有抱怨，而是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困难之中，并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攻坚克难。为了做实验，他们到山区找原料，找回来之后碾碎进行实验，然后化验，与古代的瓷片还原之后进行对照。期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他们感到心烦气躁。恢复定窑古法烧制技术的关键在于其坯和釉是不是与宋代的配方原料一致，为此他们大费周折。同时，公司的日常开销、贷款困难、家人朋友的不支持等更让他们感到举步维艰。
不过，中国瓷器文化独有的魅力深深吸引着陈文增和他的同事们，让他们不惜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忘记恢复过程中的困难和坎坷，不离不弃，坚持到了后的胜利。如今，他们不仅恢复了定窑的烧制技艺，同时定窑烧制技艺被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文增先生也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陈先生说，之所以当时没有选择放弃，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定瓷文化或者说对陶瓷文化的一种爱，一种执着的爱。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衡量了自己一生当中应该干什么，值得干什么，那就是各取所长、分工合作，将陶瓷美术和陶瓷工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失传千年的定窑产品再现人间。另一个支撑他们坚持下来的原因是，恢复定窑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开始的，他们把这个文化工程看作是自己光荣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生的位置，也只有在这个位置上，才能体现他们真正的价值，所以他们当时认准定瓷，并且从未改变初衷。
谈定窑，陈老如数家珍
如今，陈文增的多件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英国珍宝博物馆收藏。谈到这些作品，陈老如数家珍。他认为好的作品首先要看造型、装饰设计，这些设计必须建立在一种文化底蕴上，也就是说要以陶瓷艺术与文化为基础，艺术不是高的宗旨，而文化是它呈现的终内容。比如他创作的雕花陶瓷“四海呈祥”，是建国五十周年时设计的一件向国家献礼的作品。当时还不是大师的陈先生，接到的任务要求是不能仿制，必须是自己的创作，并且只给了他作品名称。从设计到交出作品的时间也非常紧迫，只有半个月时间，根本不允许他花太多的时间考虑设计方案。接到任务后，陈文增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他将瓶子做成灯笼的形状，表达庆贺之意；另外，他想到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这个作品要能够代表龙的子孙，于是他在瓶上刻云、瓶下刻水、中间刻龙，全面展现了中国独有的龙文化。作品在人民大会堂展出时，受到诸多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陈文增还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创作作品不是没有目的的，也不盲目追求。因此他不断创新，以自己独立的文化思考、艺术手法引领着定窑的市场潮流。
除了在传统定窑上不断创新，陈文增先生还创造性地将诗词和书法结合在一起，被同行誉为“华夏一绝”。他介绍说，一件以杨贵妃为创作灵感的“贵妃瓶”就是用这种方法完成的。之所以以杨贵妃为题材，是为了表达对这段历史故事的遗憾之感。他认为李隆基作为皇帝，把自己对江山社稷的不负责任让一位女子承担，是对自己责任的推卸。陈先生还在瓶上题了一首诗，希望能够起到警世的作用：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文化，都不要荒废时间，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
陈文增先生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要么源于一个故事，要么来自一个文化传说，是文化和艺术结合的上佳点。他创作的“贵妃瓶”当时送给了一位美国画家，看到这件作品并聆听了其中的故事后，美国画家表示非常喜欢，并称赞中国文化很了不起。“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成品，都融入了中国历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载体，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这是陈先生对价值的诠释，更是他对定窑价值的认可。
两岸交流，做文人陶瓷
陈文增先生认为，传承定窑文化必须进行学习交流，了解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此他经常参加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会。会上他将定窑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以及恢复过程进行阐述，曾一度引起轰动。这些活动不仅促进了海峡两岸的瓷器文化交流，同时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深厚感情。
通过这些交流活动，陈文增先生发现，台湾的大部分陶瓷艺术家对文化研究得都比较深刻，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经常听他们谈到历史，其作品也非常精美。中国大陆的陶瓷艺术家则更加注重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在陶瓷文化底蕴的研究探讨上相对欠缺。
多年来，陈文增先生一直提倡“文人陶瓷”或“文人瓷”，他认为做陶瓷的人首先是个文人，绝对不是工匠，不能将其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而应该首先把它作为文化的载体，然后再讨论如何通过艺术发展这一文化。艺术的价值需要通过文化体现，齐白石先生的一幅画，无论大小在拍卖市场都可以拍到高价，不是因为他的笔墨值多少钱，而是他作品中的文化体现更胜一筹。齐白石先生以画家扬名，却人称“四绝”，他的诗是第一、书法第二、篆刻第三、绘画只排到第四，前三项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其绘画的基础，体现出艺术作品中文化的分量，齐白石已经成为当今书画界的楷模之一。
陈文增先生以齐白石先生的创作为例，向很多瓷器界同仁和自己学生传播瓷器文化。他说，并不是会做陶瓷就能成为艺术家，想要成为大师，如果作品没有文化内涵、没有文化做烘托，其陶瓷艺术没有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就不能称之为大师。提倡文人瓷，就是文化人做的陶瓷。
发扬瓷文化，用文化强“瓷”
为了让定窑文化不断传承发扬，陈文增先生取得一定成绩后便开始培养接班人。对此，他要求第一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第二要不计较个人得失，第三要有较好的身体素质，第四要有让人信服的技术，第五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具备了这五点，才能真正将定窑文化、瓷器文化，甚至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陈文增先生还表示，目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薄弱的也是文化，比如说定窑失传八百余年，为什么失传，因为战争期间，老一辈做陶瓷的人文化水平不高，工艺没有被记载下来；另外，一些制瓷技术传男不传女的落后腐朽传统也是技艺失传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陈文增先生先后出版《定窑研究》、《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陈文增书法作品集》等多部专集原因所在。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们知道，定窑人不光是做陶瓷，也会做文化，还会把文化和瓷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他目前正积极从事的事业。他已经把恢复的定窑制瓷技术、恢复过程等用文化的方式记录下来，使得定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次失传，真正对历史的发展尽到自己的责任。
陈文增先生开创了陶瓷、诗词、书法三联艺术体系，在定窑文化领域有着非常高的造诣，他非常注重对学生甚至是普通员工在文化素养方面的培养，并且要求严格。公司每年都会开展各种文化类型的活动，如不定期举办读书报告会，上到副总下到员工，买书公司报销，但买了书必须要读，举办读书报告会意在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全年买书报销三百元是一个级别，一千元是一个级别，每个人都写读书报告，争取让每位员工都有上台演讲的机会，这也为锻炼、发现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另外，公司每年都会组织诗歌朗诵会，成立了定瓷诗社，有自己的社刊，内容非常丰富。他们要求学生不仅设计制作陶瓷，还要有理论性的研究，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基本上每年都会在刊物上发表，也是一种文化的积淀。
但凡在艺术领域有大成者，必须具备独立特行的艺术天赋、求艺若渴的学习精神。陈文增先生除了对艺术的执着，还有一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赋予了其艺术作品一种灵魂，也让他成为定窑艺术领域的大成者，他的定窑文化和艺术之途必将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