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和家具分别是我国艺术史上重要的成就，分析瓷器和家具的搭配关系有利于改善和美化空间环境，使两者更加融合。明中期之前，两者并没有固定的搭配讲究；明中期后，由于家具样式越来越丰富，家具和瓷器摆放也越来越讲究。随着时代的进步，瓷器与家具上佳的搭配方式慢慢呈现出来。整体而言，家具与瓷器搭配主要符合室内空间的环境和搭配的合理性，满足人们美好愿景，从而推动室内设计的发展。
清代朱琰在《陶说》中谈及文人用瓷有“砚屏、墨床、书滴、画轴、秘阁、镇纸司直各适其用”。从中可知一定的搭配模式将更好地发挥瓷器和家具的优越性。
明中期前，宋朝的瓷器艺术在我国历史潮流中达到高境界。《韩熙载夜宴图》、宋徽宗的《听琴图》、《文会图》等都有记载。《韩熙载夜宴图》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描绘的是南唐巨宦韩熙载开宴行乐的场景，多数为实用器，各种承盘、茶盅、园钵、执壶等各种器物，通过这些器物去衬托韩熙载奢靡的生活，其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家具和瓷器搭配方式。《听琴图》——“正中主位上一缁衣尊者正危坐弹琴，尊者右侧置一方形黑漆高几，几上一白色花瓶当为定瓷”；“在弹琴尊者的对面下首，地面上置一叠石花几、几上摆放着一件外面为古铜青色，内面为“雨过天青”色的双直耳鼎状花盆，盆中植一株绿叶粉色艳放之异花”。其中描绘与瓷器相关联的家具，都和尊者息息相关，而这位尊者经考证史料便是宋徽宗赵佶。同时靳青万先生认为石花几上花盆可能是钧瓷，那么它的价值不言而喻。古言“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十窑九不成”都是形容钧窑的稀贵。这么稀缺的瓷器当为皇帝所用，才能与其高贵的身份相符。宋徽宗是中国艺术造就高的皇帝，他对器物有着很高的见解与创新，同时宋朝的官窑更是制瓷业高成就，必然会讲究其摆放的方式。《文会图》——“画中人物众多、场面宏大，但却雅而有致、繁而不乱，君臣各谋其思，侍者各司其事，景物器具各有其序，尽现当时徽宗生活之场景”。也未提到器物的摆放方式，只是提及器物的一些具体用途。绘图中描绘了可数145件的瓷质器具，靳先生在定瓷辨析中一节都有详细描述，并没有提到瓷器摆放的上佳位置。这些文献都是明中期前记录有关瓷器多且有价值的凭证。明朝时期，瓷器多用人物故事题材做装饰图案，常见苏武牧羊、对奕图等，还有些取材版画、历史小说的插曲故事，以及类似萱草和合欢树，寓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等吉祥图案。说明明中期以前，瓷器主要体现尊者的身份地位、态度、愿景。
明中期以后，室内空间较小，只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然而随着明式家具式样的丰富，对其摆设越来越讲究。例如明人小说《金瓶梅》中的厅堂上的摆放和《明史礼志》中“品官相见礼”相互印证。以及明代的绘画、刻本戏曲小说的插图可见。例如明代第宅的大厅上都是正中一座屏风，地面上是空的，要根据用途灵活调动桌椅及其他使用器物。品官相见，品近者相立，东西对坐。尊者为上，卑者为下。公聚则椅子摆成八字形行列，各依品级序坐。大厅上随时调动的家具，就连明代流行交椅，案形的酒具，也是随着用途进行移动，只有大件家具才会作为固定陈设——这就说明了当时家具摆放还不固定，怎么可能会注意到更小器物的摆设呢，总不会本末倒置吧。关于内室、书斋、卧室等处的陈设，《遵生八笺》记载“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长物志》记载“小室其中建筑是表，陈设是里，只有表里如一，才是完美的整体。”根据明式家具的结构特点，它在室内空间的摆设应该注重格局，然而人们为了方便摆设，适应空间的大小，摆放比较随意亲切。一般情况书斋摆设清雅均衡，厅堂则应严谨对称些，然而在宫廷里就相对有一定的章法。《乾清宫现设档》、《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等都有详细记载，几乎每一件器物摆设都有记录在清代内务府的宫殿陈设档册。
如今，60年代的红木、70年代的欧式古典、80年代的板式、90年代的风格多样化……主要集中在紫檀配青花、雕件红木配粉彩、黄梨木配黑釉或香炉。俗话说：“一寸紫檀一寸金”，图中的家具采用南官帽式，其中后背部分镶嵌青花釉红瓷板，端庄典雅，沉静而富有珠玉变化。一般可以采用颜色对比的方法，典雅的青花和单色釉以及汝窑是主人很好的选择，彰显主人的内涵。对于雕件家具而言，粉彩和珐琅彩上的图案装饰层次感比较丰富，粉彩瓷瓶一般采用玻璃白罩着它，同时珐琅采用掐丝铜填色的方法去制作，这两种的表现方法都是为了使其画面立体，搭配厚重的雕件红木家具，形式感相对和谐，彰显主人的高贵气质。黄花梨的颜色则亮一点，黑盏和香炉相对稳重，将两者结合起来显出主人的清雅宁静，享受内心的清静。
我们应该合理地满足和完善空间需求，注重瓷器与家具的色彩、结构、环境搭配，才能够更好地服务和提高空间的生活品质，彰显主人的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