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上的乾隆御题诗

  乾隆帝不仅酷爱书画艺术,对各类工艺美术亦非常嗜好,特别是对瓷器艺术更为偏爱。在乾隆帝浩若烟海的诗篇中有一批专门题咏瓷器的,约为199首。对宋代五大名窑的赏鉴是乾隆帝的重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有一件孩儿枕是定窑白瓷中的名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亦有两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细部纹样、尺寸等略有差异外,面貌、衣饰皱褶基本一致。带到台北的这件器底还有当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所刻乾隆御制诗《咏定窑睡孩儿枕》一首:“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锦绷围处妥,绣榻卧还牢。彼此同一梦,蝶荘且自豪。警眠常送响,底用掷籖劳。乾隆癸巳春闰御题”。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帝于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曾多次提看“定瓷娃娃凉枕”,并下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可见对孩儿枕的喜爱。而在乾隆咏定瓷的御制诗中,也以孩儿枕题材为多,共计11首。

  乾隆不光作诗,而且还把诗作直接镌刻在自己喜爱的瓷器上。每得到一件宋官瓷,特别是五大名窑的作品,他必要赋诗一首,同时命工匠把诗镌刻在器物上,传之久远。乾隆帝降旨刻诗,并非整批送交,而是分次交办清宫专门负责的如意馆和懋勤殿处理,间接反映出镌刻御制诗背后所存在加以选择的意向。在清代之前漫长的瓷器发展史中,并未有帝王诗篇被题写于器身上。如明代御厂所制官窑瓷,帝王并不亲自监督参与宫廷用瓷的制作,多由内臣指定和设计纹饰,因而以图案化的官样纹饰为主,极少有文化气息。乾隆御题刻瓷器几乎都是采用阴刻的手法,将诗文刻在器物的釉面上,故其文字都是低于釉面的凹型字体。字存原釉,阳文凸现;间隙剥釉,显纹露胎。之所以把御题诗刻在器身上,是为了更加有利于观赏,工整、秀丽的文字也给器物平添了几分艺术气息。为了尽量避免对器物釉面的损害,在镌刻时只将文字间隙处的瓷釉刻剥掉,而所有文字上都保留着器物原有的瓷釉。这样,既使文字有了立体感,而且间隙处被剥掉瓷釉后,露出的器物胎体上的开片纹清晰可见,细细观赏颇多情趣。如此超凡的技术,非乾隆时期清宫造办处的高级工匠所不能为。

  乾隆瓷器御题诗,书法风格并不多样,早期延承康熙书法遗风,主要是晚明董其昌派,格调较高,气势较宏伟,而中后期则因乾隆帝的喜爱而转为以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书法为主体。因而,乾隆御制诗瓷器书法大都精谨沉稳、圆转秀逸、骨骼清纤,如出一人之手。宋代五大名窑以釉色取胜,极少题字,而乾隆帝命御题诗镌刻其上,平添其文化品位。乾隆瓷器上的御制诗大多为乾隆帝所创并复制其上,往往是对瓷器本身的解读,使观者能加深对瓷艺作品艺术风格的理解。

乾隆瓷器御题诗

  宋汝窑天青釉三足樽承盘(图1),高4、口径18.5、足距16.9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承盘圆口,浅腹,平底,下承以三足。里外施天青色釉,釉面开细碎纹片。外底满釉,有5个细小支烧钉痕。乾隆皇帝曾为其题诗一首,由宫廷玉作匠师以楷书镌刻于器物外底。诗曰:“紫土陶成铁足三,寓言得一此中函。易辞本契退藏理,宋诏胡夸切事谈。”后署“乾隆戊戌夏御题”,下刻钤篆书红文方印“德充符”。这是1778年夏,乾隆帝为皇室传下的国宝宋汝瓷三足樽承盘的题诗,用金刚钻镌刻于底部(图2)。全诗仅28个字,从烧制、函理、密藏、夸藏几层内容,高度地赞扬了汝瓷的精绝名贵。镌刻字体为楷书,十分规整,字和诗融为一体,更为此承盘增添了色彩,使之成为传世汝窑瓷器中难得的一件珍宝。

乾隆瓷器御题诗

  宋汝窑天青釉碗(图3),高6.7、口径17.1、足径7.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汝窑碗造型规整,胎质细腻,釉色如湖水映出的青天,堪称稀世珍品。目前所见传世宋代汝窑碗仅有两件,除这件外,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亦收藏一件。碗撇口,深弧腹,圈足微外撇。胎体轻薄。通体满釉,呈淡天青色,莹润纯净,釉面开细小纹片。外底有5个细小支钉痕及楷书乾隆御题诗一首。诗曰:“秘器仍传古陆浑,只今陶穴杳无存。却思历久因兹朴,岂必争华效彼繁。口自中规非土匦,足犹钉痕异匏樽。盂圆切已廑君道,玩物敢忘太保言。”后署“乾隆丁酉仲春御题”,并钤“古香”、“太朴”二印(图4)。

乾隆瓷器御题诗

  宋官窑青釉圆洗(图5),高6.4、口径22.5、足径19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宋代官窑圆洗是宋时宫廷御用器,在造型、工艺及装饰技巧方面都十分考究,尤以釉色及片纹突出。在釉层较薄的器口或未被釉层遮盖的器底部分,形成“紫口铁足”,使器物愈显古朴庄重。乾隆帝对此物尤为喜爱,为此洗作诗一首,由玉作匠师以楷书镌刻于洗之外底。诗曰:“修内遗来六百年,喜他脆器尚完全。况非髺垦不入市,却足清真可设筵。讵必古时无碗制,由来君道重盂圆。细纹如拟冰之裂, 在玉壶中可并肩。”下署“乾隆御题”,下刻钤篆书方印“八徵髦念”、“自强不息”(图6)。

  宋哥窑青釉鱼耳炉(图7),高9、口径11.8、足径9.6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鱼耳炉因可用来焚香且炉身两侧置鱼形耳而得名,是宋代哥窑瓷器中的名品。元、明时虽有仿品传世,但均貌似神离,无法企及原作之风韵。此炉造型仿商周青铜礼器簋,“S”形轮廓线上敛下丰,勾勒出端庄饱满的体态。腹两侧对称置鱼形耳,下承以圈足。造型古朴典雅。通体施青灰色釉,釉面密布交织如网的“金丝铁线”开片纹,使素净的釉面富于韵律美。外底有6个圆形支钉痕。炉之外底刻御制诗云:“伊谁换夕薰,香讶至今闻。制自崇鱼耳,色犹缬鳝纹。本来无火气,却似有云氲。辨见八还毕,鼻根何处分。”款署“乾隆丙申仲春御题”, 下钤“古旨”、“惟金”印(图8)。

  瓷器上的乾隆御题诗,绝不仅仅停留于文学意义,也并不只有史学价值,而是与各类文化艺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乾隆在古瓷上的御题诗或题跋中可知,他对宋瓷的定位、辨别和审美情趣达到了他当时所能达到的高水平。瓷艺作为乾隆艺术品中具有突出成就的品类之一,与乾隆御题诗亦有着极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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