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官窑瓷器大量使用回回文装饰，意在满足明武宗对异族文化的好奇与赏玩，而非出自信仰需求。回回文的书写者应是吏部招考而来，或由皇帝直接任命。因社会文化氛围和嘉靖帝个人的影响，正德朝以后回回文瓷器少见于官窑，却在民窑中持续发展，成为重要的外销瓷品种。
在正德朝（1506-1521年）的工艺美术里，宦窑回回文瓷器给人印象深。回回文，指当年中国穆斯林使用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小经文字。
在明代的官窑瓷器里，永乐、宣德时，一些器物造型和装饰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但用回回文装饰者绝少。到正德，突然出现了大量回回文装饰，主要是用青花料将回回文写在各式开光内，并配以缠枝花草或卷云纹，少数不作开光而书写在花纹间隙处。还有一批矾红回回文盘，盘心画两道同心圆线圈，圈内外书回回文，别无装饰。
矾红回回文盘
正德官窑瓷器上的回回文往往整段抄写伊斯兰经文、圣训、颂词、格言和诗歌。例如大英博物馆的“大明正德年制”款青花砚屏，开光内用阿拉伯文抄录了《古兰经》七十二章《精灵》的三个小节。台北故宫的一件矾红回回文盘则以波斯文书写了颂词“一开始很光辉，结束也很祝福（带来好运）”，和波斯诗人萨迪《蔷薇园》的部分前言，年款则用小经文字书写。另外，明代南阳府衙旧址附近曾出土“正德年制”款的回回文文铜炉和铜瓶，传世品中也屡见正德款回回文铜器。
正德官窑为何大量制作回回文瓷器？学者或认为它们是为贡赐贸易烧造的，或认为与明代穆斯林太监有关。虽然回回文装饰在伊斯兰世界很受欢迎，但根据波普对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研究，在总计600多件的中国青花瓷中，只有极少数使用回回文装饰。土耳其托普卡普宫的情况也相似。不过，两岸故宫却藏有大量的正德款回回文瓷器，而其造型不再像永乐、宣德时期那样着意模仿伊斯兰器物，基本都是典型的中国式样，如烛台、瓶、盘、碗等，笔山、砚盒更是典型的中国文具，可知它们并非为贡赐贸易而造。明代虽有派遣太监督窑的惯例，但御窑厂须严格依照官方预先指定的样式、数量烧造，并非由太监全盘掌控。正德官窑大量制作回回文瓷器，当出自明武宗本人的意志。
正德朝回回文装饰的流行应与武宗对异族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字的喜好有关。武宗幼受宠溺，冲龄践祚，行为放纵，宠信回回人于永、纳善舞回女入宫。还常在会同馆与蒙古、回回人嬉戏，“使回回具馔物，帝自尝之，或着夷服，以习其俗”。甚至废弃斋宫，使用“花毡帐房”。正德十五年还一度不许民间养猪，买卖宰杀也遭禁止。值得注意的是，明武宗特别喜好学习异族语言，“学鞑靼言，则白名曰忽必列；习回回食（时），则自名曰沙吉敖烂；学西番刺麻僧教，则自名为太宝法王领占班丹。”还常令使臣伴驾以习其语言，哈密使臣写亦虎仙、葡萄牙使团通事火者亚三、大通事王永都受到武宗优待。宣府总兵马昂之妹虽已出嫁有孕，也因“善骑射、解胡乐达语”而受宠。正德末年还诏令太监“购通汉语、能书回回、达子、西番，年十五以下者各二十人。”
明武宗既好胡语，又亲近回人，对回回文也应具备相当的解读能力。正德青花笔架多用波斯文自书其名，这在异族语言的学习者看来，自然是饶富意趣的。
另外，虽然正德官窑瓷器上的回回文装饰往往带有强烈的宗教意味，但明武宗本人并非虔诚的穆斯林。明中期来华的中亚学者阿克巴尔称，武宗在梦中得到先知启示，成为穆斯林。有学者据此认为他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中国回教文献中不见同类记录，仅提及武宗对清真教义推崇。阿卡巴尔身为穆斯林，对教门相关之事难免有所夸饰，而且他的很多记录都是出自传闻，与当时中国的实情不符。根据明代官方史籍，回回人于永“以夷教挟左道方有宠”、“善阴道秘戏，得幸于豹房”，武宗更感兴趣的是房中术，而非于永掌握的伊斯兰教义。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主张安拉之外别无神灵。同时，武宗对藏传佛教和道教也有浓厚兴趣，他屡次加封番僧和道士，甚至自封“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清宫还曾藏有明武宗御笔绘制的纯阳真人画像。而且武宗对僧道的态度也并不严肃，常与番僧杂处狎昵，道士蒙宠也多因斋醮方术。明武宗对回、佛、道都抱着纵乐好奇的态度，在瓷器上装饰伊斯兰经文、颂词，与其说是出于宗教信仰，不如说是对异域文化的赏玩。
回回文青花陶瓷笔架
关于正德官窑瓷器回回文的书写者，此前学界未作深入讨论。正德元年的“书篆传奉之争”为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当时御用监太监因“成造上用生活并龙床旗纛等项无人书篆，乞敕吏部查照先年事例考取精通楷书、篆书、西番（西藏）、西天（天竺）等字人员量送六七人赴监办事。”吏部为此考选了吴一中等八人送用。宫中又传旨令李鼎等六人作为传奉官一并送监备用，遭到吏部和内阁的强烈反对。可知当时官府造作中文字装饰的书写者来自吏部招考，或由皇帝直接任命。回回文同“西番、西天”字一样，都是汉地工匠不熟悉的异族文字，而且正德以前没有大规模制作回回文瓷器的基础，所以当时制作回回文瓷器时，相关部门也应当会向吏部申请招考书写者，武宗也可能直接任命他所信任的通晓回文者以传奉官的身份参与御瓷造作。正德官窑瓷器上的回回文装饰往往板滞稚拙，并有错讹，只有几件矾红盘上的文字较为工整流利。这或许因为绘瓷工匠不谙回回文，临摹易生舛误，还有可能文稿本身就不正确。刘迎胜曾指出，明代回回人因入华日久，波斯语水平逐渐下降。政府为了培养译员，永乐五年起在翰林院内设四夷馆，其中有回回馆，并编纂《回回馆译语》作为教材，但书中“来文”部分所用波斯文错误百出。官方翻译教学机构尚且如此，造作机构的书写人员恐怕也不尽高明。
回回文装饰在正德官窑瓷器中盛极一时，但以后迅速衰落，少数几件嘉靖回回文瓷器，很可能是正德朝造作未完之物。这是由当时排斥异族的文化氛围和嘉靖帝的个人好恶共同造成的。有明一代，“华夷之别”逐渐加强。朱元璋早在起兵伐元时就标榜“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国后又要求全国禁用胡服、胡语、胡姓、胡名、胡俗，力图“悉复中国之旧”，永乐以后，王朝武力渐衰，“景泰、天顺而后，云中、应、朔之区时时备虏，嘉靖则无岁不踩践为战场矣。”边患屡发和百年的教化，使得华夷之防成为明中期朝野共识。武宗以帝王之尊，亲近回人、番僧，甚至效法异族风俗语言，自然会引起臣工的不安。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就进谏称：“回夷近在肘腋，番僧召入随行。凡若此者，皆自来所无之事，岂不大为圣明之累哉”。
明世宗以藩王承大统，锐意革新，对武宗的亲近异族大力“返正”，武宗宠信的回人写亦虎仙、于永皆治罪，甘州回女你儿干等人遣归原籍。当时君臣对回回人深怀戒心，嘉靖十六年，礼部尚书严嵩奏称，需对汉回翻译官加以防备，得到嘉许。世宗还裁革了正德年间的各类传奉官，督理“取佛、买办、织造、烧造等项”的内臣也尽数撤回，这势必会影响正德工艺美术风貌的延续。嘉靖皇帝又崇仙道、求长生，道教吉祥图案遂取代伊斯兰纹样成为新的流行题材。
但中国与异域的经济文化联系并未就此中断。明代中晚期，一批民间窑场为适应伊斯兰市场，在瓷器上大量绘饰《古兰经》文句，除了景德镇窑，东南沿海也生产了大批带回回文装饰的“汕头器”（Swatow Ware），一直流行到19世纪初。回回文装饰在明代官窑中昙花一现，却在民间获得了更长久的生命力，与克拉克瓷、纹章瓷共同构成了明代外销瓷的重要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