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时候中国以外的地方，拥有一件瓷器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为这种看着漂亮但却碰不得的娇嫩玩意是从千万里之外的中国运来的。洁白的瓷器在欧洲当时干脆就被叫做“白色的黄金（white gold）”。瓷器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欧洲还是绝对的奢侈品，当然在现在的欧洲也成了日用品，这种从奢侈品到日用品的转换的动力其实是来自咖啡。
欧洲人开始喝咖啡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拿什么来喝呢？东方的阿拉伯世界也好，君士但丁堡也好，人家都是用一种从更加东方的一个叫“中国”的地方运来的“瓷器”在喝，欧洲人怎么办？
喝酒或者可可，随便找个不漏的东西就行，但喝咖啡或者茶这些来自文明的东方的饮料，则一定要用瓷器，与其说这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文明的致敬。但是那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瓷器又不是任何人都能置备的，所以欧洲人立志要想法子自己做瓷器。
一开始，欧洲人也没有把制造瓷器看成一件多大的事，从16世纪开始，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开始了制造瓷器的尝试，但出乎欧洲人的意料，怎么试也试不成，因为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烧制瓷器一定要高岭土。
除了中国人之外，朝鲜人和日本人那时候也已经会烧制瓷器了。制瓷技术在宋朝先传到了朝鲜半岛，后来在16世纪末期的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半岛，绑回去了一大堆各行各业的工匠，其中就包括了一位会烧瓷器的李参平，日本人给李参平起了一个“金江三兵卫”的日本名，逼着他教日本人烧制瓷器。李参平在日本九州岛现在的佐贺县有田一带找到了高岭土，于17世纪初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这就是日本“伊万里”瓷器的由来，一直到现在，朝鲜半岛的人说起日本从朝鲜抢去了烧制陶瓷的技术这一段历史，还恨得牙痒痒。
日本和葡萄牙人有生意往来，葡萄牙人知道日本人也会做瓷器之后，也来买点捎回去，顺便也讨教烧制的秘诀。本身这门技术得来就没有费功夫的日本人，也没把什么高岭土秘诀当回事，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高岭土是秘诀，随随便便地就告诉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把高岭土的样品带回了欧洲，这样，欧洲人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随随便便挖团泥土就可以烧制瓷器的，于是才开始寻找高岭土，高岭土在欧洲被称为Kaolinite——就是高岭土。
后，德国人终于在萨克森州的科尔迪茨（Colditz）地方找到了高岭土，但是高岭土还只是烧制瓷器的起点，烧制瓷器还需要更多的技术，比如配方、窑温、时间等等，这些技术只能自己从无到有地去摸索，当时在摸索的欧洲人不少，但成功的是德国人，萨克森的德国人。
德国人知道他们成功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全欧洲都在寻求如何制造瓷器的技术，所以他们对制造瓷器的秘密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但是在1735年，有个叫耶稣会的天主教会向全世界公布了制造瓷器的方法。
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利玛窦，就是耶稣会传教士。辫子军入关之后，顺治、康熙皇帝继续重用耶稣会的传教士，像服务于历局和钦天监的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是耶稣会的。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中有一个法国人，和其他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样，他也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殷弘绪，为了弄到瓷器制造的秘密，他在中国景德镇住了七年。他在1712年，将在景德镇探得的瓷器制造细节，写成报告寄回了耶稣教会，这样一来瓷器的制作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就殷弘绪的行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产业间谍，除了瓷器的制造技术之外，他还得到了养蚕、制造绢花、珍珠养殖的技术，托殷弘绪的福，中国的瓷器出口日渐减少，到乾隆末年时，瓷器就几乎不再是出口商品了，这就是殷弘绪对中国造成的损害。
175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动物骨粉的方法研制硬质瓷器获得成功。这种晶莹剔透、质地坚硬的产品即是著名的韦奇伍德骨瓷（Bone china），成了餐具中知名度高的品牌。他在斯坦福德郡创办以自己姓氏Wedgwood命名的陶瓷厂。产品做工精致，风格简练优雅，受到维多利亚女皇青睐，成为皇家“御用瓷器”。1793年英国使团曾把韦奇伍德瓷器作为国礼回赠给大清乾隆皇帝。这是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宣告了这么一个事实：虽然瓷器（porcelain）依旧被称作“china”，但是能够生产瓷器甚至顶级瓷器的国家已经不只是中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