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茶道盛行，当时流行的是煮茶法，所以煮茶的茶鍑是主角。唐代的茶鍑材质多种多样。形制也丰富多彩，充分反映了唐代灿烂而大气的茶文化。茶盏只是当时二十几种茶具中的一个配角。陆羽在《茶经》中论述了各个窑口茶盏的优劣，认为“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对越州的茶盏推祟备至。其实，当时的一般百姓对茶盏的选用没那么讲究。由于需要量相当的大，全国各大窑口都有烧制，特别是唐、五代的长沙窑还烧制了大量包括茶盏的茶具出口国外。
黑釉茶盏
晚唐、五代新的饮茶方式“点茶”开始流行，到了宋代更盛。特别是优质茶产区福建武夷山一带的“斗茶”风行大江南北。斗茶讲究茶汤是否鲜白，并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所以把茶具中的茶盏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建安生产的建窑黑釉茶盏名动天下。很多宋代诗人热情讴歌建窑茶盏。如蔡襄《茶录》里：“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黄山谷诗赞：“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兔毫”、“鹧鸪”都是建窑黑釉盏的不同名称。由此可见，这种小圈足、束口斜腹、像倒扣的斗笠一样的黑釉茶盏（俗称斗笠盏）在宋代非常受人推崇。还一度入贡朝廷。当时各地的瓷窑均仿烧建窑的黑釉茶盏，直到元代。全国各大窑口还在大量生产这类黑釉茶盏。应该说，黑釉斗笠盏是贯穿宋元茶具的一条主线。
点茶自然离不开点茶的工具。北宋（包括同时期的辽代）晚期之前，一直用茶匙来击打茶汤。蔡襄专门对茶匙有一条论述：“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考古挖掘的墓葬壁画也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印证。河南登封黑山沟李氏墓发现的众多壁画中有一幅备茶图（墓主葬于绍圣四年，即公元1097年）：画面中桌子左侧一位梳高髻，插步摇，戴耳环、手镯的女子右手捧一茶罐（罐盖放在桌上），左手持一风头簪正在搅茶，反映了民间茶具不规范的使用状态。另一幅河北宣化辽张世卿墓的壁画（挖掘编号MI，墓主葬于辽天庆六年，即公元1116年），则清晰地描绘了一位男侍用辽代常见的鱼尾茶匙搅茶的画面。
然而，迟在北宋晚期，茶筅开始加入了点茶工具的行列。相比茶匙，茶筅在斗茶中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许多细竹丝集结而成的茶筅更容易使茶汤沫淳丰富，咬盏时间更久。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一书就怎样运“筅”点茶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南宋审安老人在《茶具图赞》里，更是明确了茶筅在点茶中难以替代的重要地位。幸运的是，新中国多年的考古挖掘也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山西汾阳金代王氏墓壁画（墓主葬于金明昌六年，即公元1195年）中，黑色长衫男子左手托一黑釉盏，右手正运茶筅点茶，桌上汤瓶、茶罐等茶具一应俱全。
茶筅
宋代点茶方式及斗茶风尚催生了茶筅这个点茶工具。而茶筅反过来也影响了茶盏。茶筅的使用要求盏底有尽量宽的空间，虽然斗笠形黑釉盏底部也有一块凹部，然而对于不斗茶的平常百姓，这样的茶盏毕竟不是很实用。所以伴随着茶筅的流行，一种平底、直腹甚至鼓腹茶盏（民间俗称钵）慢慢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应该说这类茶盏不是主流茶具，王公贵族、上层社会还是用漆盏托配黑釉斗笠盏（北方较多使用白釉斗笠盏）传统组合，我们现在也找不到确切考古或其它证据来证实此类茶具的流行。然而这类茶盏的存世量是相当可观的，从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或民间收藏爱好者那里到处可见其踪迹。
河南叶县文集遗址曾出土过金末元初的窖藏瓷器，据记载，“瓷器坑内有一套保存完好的由盖、碗、托组成的钧瓷茶盏。可以纠正过去被误称碟的一类器皿的名称。它们正确的定名应是盏托。”也是在差不多的年代，在四川遂宁的一个南宋晚期窖藏，则出土了大量的优质青瓷。其中一套龙泉茶具颇引人注目。虽然没有更多的资料，但应该还有不少其它窑口烧制的类似器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此类茶具的普遍性。
单个形式的直腹茶盏更为多见。如钧釉盏（北方习惯叫罗汉钵）在北方存世量不少。大多拉坯粗放，甚至不圆正。修坯也是不精，刀痕赫然。内或施全釉或半截釉，外大都施半截釉。金元时期流行北方的红绿彩瓷器中，也有外壁绘有单重或双重莲瓣纹的直腹茶盏。其碎片或残件偶尔能见到，而传世实物有藏于日本著名茶人小林一三的红绿彩莲花纹茶盏。出土于杭州南宋城市遗址的高丽刻莲瓣纹茶盏则较为少见，高丽翡色瓷名重天下，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博物馆有类似形制的镶嵌青瓷茶盏。而烧制时间非常短的南宋寺龙口型越窑茶盏。釉色均匀、翠绿，遍体刻画流畅的蕾草纹。则是相当难得的实物标本，反映了直腹茶盏不容忽视的存在状况。
应该说宋元时期的黑釉斗笠茶盏和直腹盏随着明代饮茶方式的改变而消亡了，然而他们对后世的影响确实是深刻而各有不同。在国内，明清的烧瓷中心转移到了景德镇，而明清历代帝王对于斗笠盏并不陌生，他们从传世的绘画和诗歌等各个艺术形态受到了先人的深刻感染。因此，明清官窑的青花、斗彩、仿官斗笠盏屡见不鲜，更配以剔红的茶盏托，风雅异常。时至今日，黑釉盏已然成为中华优秀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在各大博物馆或私人藏家心里永远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而在日本，仿烧黑釉盏（日本称“天目”）的濑户烧早已存在，并一直影响了日本后世和式茶具的发展方向。高丽以后的李朝虽然烧瓷水平大大降低，官窑产品主要以白瓷为主，然而16世纪韩国民间工匠烧制的白釉开片粗茶盏（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却成了日本茶道摆脱中国文化哺乳而达到其顶峰的催化剂。
相对黑釉斗笠盏，直腹盏对中国和韩国后世的影响明显要小得多，毕竟它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文化符号，而是一类实用器皿。随着新的饮茶方式和更轻薄、更漂亮茶具的出现，直腹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必然的。也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两三百年以后的日本在著名茶人千利休带领下，正走上日本茶道的自我觉醒之路。依然沿用宋代点茶方式的日本茶道，也许从存世日本的元钧直腹盏里感到了强盛的生命力；也许从远在四川乐山的西坝窑黑釉直腹盏感受到了茶道的深邃（当时的四川属南宋界，南宋末期四川画家牧溪是日本茶道界顶礼膜拜的人物，有不少牧溪真迹留存日本）。伟大的茶人千利休指导本岛陶艺家长次郎烧制了闻名天下的乐烧茶碗（铭“俊宽”）。这种釉面无华、厚重随意的红黑两色软陶茶碗，充分体现了千利休体会灿烂之美复归平淡的深刻哲学思想。此后，日本的茶具在朴素和华美中取得了完美的平衡，傲立于世界陶瓷茶具之林。
被称为“清雅”的宋代已然远去，宋代茶具的踪迹也变得模糊起来，而曾经的高度文明带给我们的影响却是永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