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先民早在远古的神农尝百草的洪荒时代就发现了天地自然赋予茶树的神奇功效，并发明了采制与饮用茶叶的方法。近五千年来，茶这一神奇的植物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成长，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茶不仅是华夏南北受欢迎的日常饮料之一，而且也成为各地民俗活动之中敬神礼佛的圣洁之物与传统礼俗中的信用之物。茶具作为茶文化以物质形态传承下来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中国古代茶业发展与茶文化演进历史的重要载体。古老的茶具不仅见证了中国古代漫长的茶业发展历史，而且也记录下了华夏民族对茶文化与生活艺术的认知理解与实践探索。那么中国古代传统茶具具有怎样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我们应该怎样传承与保护，中国古代传统茶具又具有怎样的艺术鉴赏审美内涵，中国古代传统茶具又具有怎样的收藏与投资前景？
古代茶具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从文化要素结构形态来考察分析中国古代传统的茶文化，我们可以清晰地提炼出人、茶、器、景四个相互关联的文化结构内容。所谓茶文化结构之中的人，广义上涵盖种茶、采茶、制茶、贩茶、经营茶之人，而狭义上一般是专指饮茶之人。茶器，广义上是指与茶相關的所有生产、制作、使用之器，而狭义上是专指饮茶或举行茶艺活动时所用的茶具。景，是指人们为提高饮茶的文化趣味而布置的艺术空间与环境氛围。茶即是指人们在品饮过程中消耗的各式茶叶制品。在这四个要素之中，人、茶、器、景因其各自的特性与属性不同，命运也就不同。因为人生不过百年，有生必有死，所以人亡事歇，但他所使用过的茶具却可以永存。茶叶不管制作时所用的原料多么珍稀，制作工艺如何精良，包装如何名贵，其终究是一种饮用的消耗品。所以再名贵的茶叶，随着每一次茶饮与茶艺活动的结束，也就终结生命，复归尘土，化为乌有。而作为饮茶与茶艺活动之中的配套附属用品——茶具，却因它的使用的物质工具的属性，能一次又一次反复使用。茶具的这一工具属性，就使得它在茶文化结构与人们的饮茶活动之中具有了恒常与持久的生命力，成为记载茶文化历史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中国古代茶具的历史文化价值：一部中国古代传统茶具的产生、演变与发展史，就是一部微缩了的中国传统茶文化史与一部简明版的古代社会生活史。
古代茶具印证了中国传统茶业与茶文化发展的历史
我们从古代茶具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器物形制、功能品类的角度来考察中国传统茶具的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轨迹，就可以非常清楚地发现有以下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古代茶具的产生、发展与演变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二，古代茶具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严格遵循器为尚用与美的造型基本原则。
关于古代茶具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已有较为系统的讨论，此处不再重复。以下介绍几件具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的古代茶具文物资料。
1.东汉青瓷贮茶瓮
1990年，浙江省湖州市博物馆在发掘一座东汉晚期砖室墓中，清理出了一只完整的青瓷贮茶瓮。该瓮距今已有1800年左右，现珍藏在湖州市博物馆。
该青瓷贮茶瓮，高33.5、大腹径为34.5厘米，内外施釉。器物肩部刻划书写有“茶”字，这表明它是一件汉代民间的贮茶器具。文化常识告诉我门，唐代之前称茶为“荼” “茗”“槚”等，此处东汉青瓷贮茶瓮上所刻划的“茶”字应是民间的俗字。因为“茶”正式成为官方或是天下通行的文字是在中唐之后。特别是陆羽在撰写《茶经》时，将古体“荼”字减去一画，才使“茶”字从古体字“荼”中独立出来，“茶”取代了各地与古书上的其他称谓，统一了茶的名称。古体茶字“荼”早出现于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经》之中，其内多次出现过“荼”字。《尔雅》中称“木贾，苦荼”。有趣的是，这件珍藏在湖州市博物馆肩部有“茶”字的东汉青瓷贮茶瓮，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以下几条历史事实。其一，“茶”字是东汉时期浙江一带流行茶的民间俗字，它的发现为诠释古体“荼”字转变成“茶”字提供了佐证。其二，东汉时期我国浙江古代民间已有专用于贮藏茶叶的青瓷贮茶瓮。因此，这件珍藏于湖州市博物馆的东汉青瓷贮茶瓮，对研究中国古代茶字的演变与统一以及茶具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实物资料。
2.河北宣化出土的辽代墓壁画中备茶与点茶
1993年，张家口宣化下八里辽金张氏墓群，发现了一座砖室墓，其墓主人名叫张匡正。在幽深的前墓室，考古人员发现一幅绘制在墓墙东壁上保存完好的壁画《备茶图》。壁画中，一名身着汉服、右膝盖上还打着块细致补丁的女童正专心低头侧坐在茶碾旁娴熟地碾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盘子和一块待碾的圆形茶饼；而另一名小童则身着一身契丹人的装束、躬腰跪坐，鼓起双腮用力给正在煮茶的风炉吹气；男童身后是另一着契丹服装的成年男侍伸出双手，似乎正要取走风炉上已经煮好茶的茶壶；在其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系列壶、盏、瓶、夹、宗、扎等茶道工具与器皿，桌前两只活泼的小花狗上下跳跃，嬉戏打闹；画面左侧，两名着汉服而又姿态优美的成年女侍手捧盛好茶的精美茶盏小心移步，一为取到、一为送出状，看似转身正给后室的主人送去。这幅《备茶图》构图饱满，布局经营疏密得当，造型准确，线条流畅，描绘的对象动态逼真，写实生动，采用墨线勾勒轮廓、内敷重彩的表现技法，色彩呈现艳丽而高雅之感。重点表现的脸部与肌肤采用晕染的技法，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幅壁画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图像信息填补了研究古代茶文化实证的空白。整个壁画场景的人物，从碾茶、煎茶到分工协作，以及放在桌上的一系列茶道工具与器皿，形象完整地展示了当时备茶的全部过程，使人仿佛跨越时空身临其境。
这幅壁画一经发现就引起了广大国内外学者关注，因为辽代的饮茶习俗不仅在这幅壁画中得到了完整保存，而且表现之详细实属罕见，它填补了古代茶道文化在形象资料方面的空白。另外，在下八里辽金墓群中，每座墓中都能或多或少地见到与饮茶内容有关的壁画，而张匡正墓中的这幅《备茶图》则具代表性。下八里辽墓壁画中涉及到饮茶习俗这一丰富内容的，无论从完好的保护程度还是众多的数量方面，在我国已发现的墓葬壁画中均首屈一指。宣化下八里辽墓及这批壁画的挖掘与发现，是唐、宋时期南北各地渐盛之饮茶文化有力的证据，壁画中表现碾茶、煮浆、点茶等工序以及各种茶事用具都有细致的描述刻画，因此成为中华茶文化历史资料宝库中令人关注的部分。
河北宣化于上世纪先后发掘出一批辽代墓葬，其中七号墓壁画中有一幅点茶图，它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用点茶法饮茶的生动情景。画面上共有八人，分为两组：图右前方一组，由四人组成，其中一人似女主人，三个小孩似为茶僮，在女主人的指点下，正为点茶作准备。在他们之间，有一个茶碾子。它是用来将茶饼碾成细末的碾茶工具。一个方盘，盘中有饼茶一块，锯饼茶用的茶锯一把。刷茶末用的茶刷一只。一把团扇，在烧水生火时，用于扇风。一只造型优美的荷花形茶炉，用来生火。其上座有一把执壶，作烧水点汤用。图左后方一组，亦为四人，是四个幼童，从神态看，似乎出于好奇，偷看点茶之道。在幼童身旁，有一张方形桌子，桌子上放有茶碗、茶盏、茶托、执壶等，均是用于点茶所用的必备茶器。图后的方桌，以及桌上的“文房四宝”和一个函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主人的身份，她并非为一般庶民，而是一名贵族夫人。在图前方的一只跑跳的小狗增加了画面的生活气息。辽代（916—1125）与北宋（960—1127）大致处于同一时期，因此，这幅墓葬壁画反映了我国北方辽国契丹民族用点茶法饮茶的生活场景。这是一幅研究我国古代辽宋时期茶具发展与点茶饮茶法的珍贵见证资料。
3.南宋无名氏《斗浆图》
该图纵33.8、横40.6厘米，1957年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拨，黑龙江省博物馆藏。绢本，设色，画中描绘6个提着茶瓶斗茶者，中间一人正提起茶瓶倒茶，旁边两个品茶人。一位为曲眉丰额的壮年男子，饮茶的姿势十分豪爽。另一老者端茶盏于嘴边，正在细细品味。旁边两位老者正在观斗，边上的老者左手提着茶瓶，右手正在夹炭整理茶炉之火。这幅南宋无名氏所作的《斗浆图》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南宋都市街头巷尾平民斗茶的生动场面。画面之中所描绘的斗茶场面与所表现出的人物精神面貌以及丰富的茶具图像，是我们今天研究和了解南宋时期流行的斗茶茗战之戏十分珍贵的文物资料。
古代茶具是佐证古代茶书文献 记载的珍贵文物实证资料
中国古代自唐代茶圣陆羽开始编著《茶经》以来，宋、元、明、清历代茶学著述专著迭出。但除了极少数茶学专著，如陆羽《茶经》，南宋宋安老人编撰的《茶具图赞》外，鲜有具体描绘茶具的图像资料。即便是《茶经》《茶具图赞》等有具体的茶具形制图像，但也只能是木刻印刷的写意示意图。而关于茶具的具体材质、品质以及制作工艺等均不得而知。因此，我们今天发现的各式各类古代的茶具，就成为我们研究和佐证古代茶书文献记载的珍贵文物实证资料。
1.陕西扶风皇家寺院法门寺真身宝塔出土的一套晚唐银质鎏金茶具
1987年陕西扶风皇家寺院法门寺真身宝塔的地宫中，出土一套晚唐僖宗李儇少年时使用过的银质鎏金茶具，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宫廷饮茶的盛况与豪华。根据地宫出土的《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等如后》碑记载，僖宗供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二十两。盐台一副，重十二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它们包括，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鎏金摩羯纹三足架银盐台、金银丝结条笼子、鎏金鸿雁纹银茶碾子、鎏金团花银碣轴、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鎏金飞鸿纹银匙、鎏金卷草纹长柄银茶匙。
法门寺出土的这一套完整的银质鎏金茶具真实完美地注释了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所记述介绍的唐代中晚期的茶具，是研究唐代茶文化珍贵的资料。
2.法门寺真身舍利宝塔地宫出土的晚唐五代五瓣葵口秘色瓷茶碗
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诸多珍宝中，有一只五瓣葵口秘色茶碗，它属宫廷茶具之列，由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关封于塔下地宫。
此秘色瓷茶碗为五瓣葵口圈足状，高9.4、口径21.4、深7、足高2.1、底径9.9厘米，腹壁斜下收，素面无纹。该秘色瓷五瓣葵口茶盏，造型生动活泼，不乏典雅大方之美，打破了唐初深腹直壁茶碗以及中唐盛行的玉璧底青瓷茶碗的呆板造型格局。
在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秘色瓷未被发现出土之前，秘色瓷一直是古陶瓷研究界悬而未决的疑案。自法门寺地宫秘色瓷茶碗出土，才揭开了历史上只有秘色之名，而不见其物的秘色瓷神秘面纱。秘色瓷是根据宋人的解释而提出的一个对一种高贵的青瓷产品的称谓。史书记载，在五代十国时，割据江、浙一带的吴越国钱氏，曾下令当时烧制青瓷质量上乘的越窑，生产供皇宫使用的器物，地方庶民不得使用，独尊于世，以示皇威。于是，这一青瓷，谓之“秘色”瓷。由于秘色瓷由朝廷命官严密监制，所以民间实属难觅。关于它的烧制以及真实面目，成为千年悬案。直至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茶具，根据其地宫出土的墓账记录有“秘色”瓷之称谓，才终于揭开了秘色瓷神秘的面纱。秘色瓷茶具的发现，为中国茶具发展史的研究增加了新的资料。
古代茶具见证与展示了古代先人的审美情怀，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史的重要资料
茶具与一般的民俗生活日常用品，在人们的使用观念与情感价值理念之上有本质的不同。自唐代中华大地普及饮茶之风以来，饮茶已超越了人们生活中消乏解渴的简单日用功能，而融入到人们的精神与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人生修为的一种方式。这种文化的超越，首先表现在饮茶与相关的茶艺活动之中。自汉代佛教由西传入东土以来，禅修悟道以明心性已成为中国佛教徒的一种修行的法门。自茶由佛门普及到社会众生成为举国之饮后，饮茶品茗就成为人们修行悟道的一种方法。所谓茶禅一味，成为人们的一种品味人生，提升对生活认知境界，参悟人生真谛的修行方式。如唐代陆羽在《茶经》中不仅记述了茶叶的制作与茶的品饮方法，更有文化哲學开创意义的是他在茶饮的物质特性与人文情怀交流与提升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契合点。陆羽在《茶经》中重视了茶饮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提升，主张茶艺至美，技术至精，倡导饮茶者在这种“精”“美”之中，陶冶性情，升华品德。因此他在《茶经》中率先提出了以茶养廉，以茶励志的道德修为理念，即“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宜精行俭德之人。”
其次，饮茶也已融入到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了人生与社会交际应酬的一种礼俗。油、盐、米、面、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中，唯有茶因其所代表的文化意蕴而上升到社会文化礼仪制度的层面，成为人们集体生活中必须遵从的一种规则。
正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背景之中，古代茶具的使用具有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基础，所以每一件古代的茶具都蕴含与凝聚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与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印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古代茶具的生产与制作的角度加以考察就可明了其中深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因为茶具有别于普通的日常器皿，而具有特殊的文化属性，所以在制作之时，各个历史时期的茶具制作工匠就会投入更多的对茶饮以及相关的茶文化方面的理解与设计。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茶具与一般的日用器皿，我们不难发现茶具制作工匠为了迎合和满足不同时期的饮茶之法与相关的饮茶文化消费文化心理，匠心独运，精心设计，生产与制作了大量的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美茶具。
我们再从饮茶的个人消费层面分析，饮茶具有以上公共的社会集体生活一面，而更多的饮茶活动还体现了个人私密生活的一面。基于各个社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特殊性，饮茶品茗成为人们，特别是社会精英知识阶层的一种人生修为悟道的方式。这一点可以从大量的古代茶诗歌赋之中得到印证。此外，中国古代的丧葬文化之中一直奉行视死如生的信仰观念。这种俗信促使一部分人将死者生前使用的心爱茶具作为陪葬物而入土安葬。我们从具体的墓葬出土的这些珍贵的茶具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件茶具都应该是这些爱茶之人精心挑选的心爱之物，寄托着他们的人生情怀与审美情趣。
所以总而言之，每一件珍贵的古代茶具，都凝积和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信息，是我们研究古代茶文化与社会生活史的重要文物实证资料。
古代茶具是见证我国古代“海上丝、茶、瓷”之路繁荣昌盛的重要文物资料
茶叶与陶瓷是我国古代“海上丝路”的重要的出口商品。海上茶叶以及相关的茶具贸易活动鼎盛于宋元时期。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宋代与我国通过海上贸易的国家多达58个，遍及东南亚、西非、北非等地。当时的出海贸易港口主要有两个。北上朝鲜、日本的出海港主要是浙江宁波的明州港，南下的港口以泉州港为主。随着茶叶外销量的增加与兴盛，陶瓷茶具的生产出口也达到了空前繁荣。
公元1975年，韓国金罗道的一个渔夫从新安海底发现了几件附着贝壳的陶瓷，从而揭开了世界考古史上的一大奇迹——新安海元代沉船考古序幕。1976年至1984年，韩国有关当局组织了新安海域海底沉船文物调查团，运用海洋考古学的方法，对该地区海域进行了11次，共713天的海上考古发掘，发现和打捞出水20000多件陶瓷器，28吨铜钱，1000余根紫檀木，另外还有金属器、漆木器、石制品、骨角制品、香樟料、药材、船上生活用品以及720余件船体残片。根据沉船上出水的“庆元”铭青铜权以及“至治三年”“东福寺”“钓寂奄”“筥崎宫”纪年铭和记录寺院名称、货主名、物资种类、数量的木简等材料，可以推定沉没在新安海域的这一艘货船是于1323年从浙江省庆元（宁波）出发驶向日本京都。这艘船上运载了大量的龙泉青瓷、景德镇窑白瓷和青白瓷、吉州窑白地黑花瓷、建窑黑釉盏等以陶瓷为主的各种物品。根据新安海沉船出水的遗物发掘报告，共打捞出水的中国陶瓷共达17324件，其中龙泉青瓷超过一半，共计9842件。这些出水陶瓷器按类统计，分别为：碗2000余件，盘14000余件，盏1000余件，注子300余件，壶4000余件，香炉600余年，盏托30余件，花盘300余件，以花瓶为主的各类瓶400余件 。新安海沉船出水的文物不仅为中、日、韩三国贸易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而且也为世界陶瓷史、文化交流史、海洋贸易史等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再以“海上丝路”考古新成果南海一号为例。南海一号是一艘南宋时期福建泉州特征的木质古沉船，沉没于广东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20海里处，是目前发现的大的宋代船只。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南海一号”古船是尖头船，专家从船头位置推测，当时这艘古船是从中国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
整体打捞行动在2007年开始，那之前“南海一号”沉船水下考古队对这艘宋代商船已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并打捞出金、银、铜、铁、瓷类文物4000余件，多数都是十分罕见甚至绝无仅有的文物珍品。这些文物以瓷器为主，包括福建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系及龙泉窑系的高质量精品，绝大多数文物完好无损。根据探测情况估计，整船文物超过8万件。
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考古概论》中指出：福建等地（包括：浙江、江西，笔者注），发现的古窑址，以宋元时期较多。……这些瓷窑烧制的瓷器，在国内流传极少，而在东亚、东南亚不少国家都屡有发现，表明了这些瓷窑是专门为了适应瓷器的外销而创设的。今天，在这些地区发现的珠光青瓷、天目盏、青白瓷，就成为我们与海外地区发现的宋元时期的茶具进行相互印证的重要研究资料。通过这些珍贵的文物，让我们了解到宋元时期我国东南沿海的海上茶叶、瓷器、丝绸贸易之路繁荣昌盛的历史盛况。
古代茶具亟待保护与加强研究
古代茶具是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历史见证与传承之物，是珍贵的文化遗存。但是，中国古代茶具与其他古代文物、古旧老宅一样，在时代的洪流冲击之下命运多舛，生存与保护的环境堪忧，亟待保护与加强研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形势之下，我们认为应该要重视和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要高度重视对古代各个茶文化历史发展时期文物的征集、保护与抢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建设事业，以及各地开发区的建设，各种交通道路的兴建，农田水利的整治，全国上下大兴土木，有大批量的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茶具出土。但是由于人们对古老茶具的知识认知有限，所以对一些出土的极具研究价值的珍贵茶具或标本没有得到及时妥善的保护，或被重新填埋，或流入各地古旧市场，甚至被海外有敏锐收藏投资意识的文物商人成批量地收购而流出国门。所以我们要重视古代茶具知识的宣传，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出土茶具文物的征集与抢救性保护。
其次，要重视乡村古旧民俗用品，包括古老茶具的保护。为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振兴乡村建设的口号，在美丽乡村建设和古老村庄整治改造之中，政府有关部门要有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意识，要做好村民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凝聚与沉积在这些古老民俗用具与古旧生活工具之上的文化价值。
同时文物部门要加强指导与及时做好针对有一定文物价值与地方民俗特色的民俗用品中的精品的征集与保护工作。可以将在古老民居建筑的抢修与整治工作中重新发现的原先被遗弃在阁楼或旧宅之中的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与艺术观赏价值的民俗用品，古老的农具、家具，在乡村文化大礼堂之中辟出一块空间予以陈列展示。这样既发挥了这些古旧民俗用品与古老的农具、家具的农耕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教育价值，同时也使得这些凝聚着几代人的记忆与乡愁的古农耕时代的见证之物得以妥善的保存。
再次，中国古代茶具是中国传统茶文化的重要传承之物，是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典型物质代表和中国茶文化辉煌成就的重要标识。传播好中国传统茶文化，需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古代的茶具文化。
为此，我们要发动更多的人关注中国传统的古旧茶具，并且积极自发地保护、传承、弘扬好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茶具文化。因此，中国古茶具不应该只是陈列在博物馆之中，不应该静卧在收藏家的多宝阁之上，而应该用政策与资金激活它们，让它们走进学校，走进社区，走进人们的生活里，从而让传承与传播中国古代的茶具文化从“小众”走向“大众”。
后，笔者建议将中国古老茶具的保护研究工作作为一个的系统性宏大的研究课题，由一个专业研究机构如中国茶叶博物馆来牵头开展全国性的古代茶具的普查研究工作。先摸清家底，再按地区、民族编纂古老茶具分卷，将传承千年之久的中华各民族的古老茶具精华用出版的形式固化下来，以便传承学习与研究之用。
